“治疗1127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死亡率降到了1.11%，远低于当时7.66%的一般死亡率。特别是对死亡率最高的少尿期急性肾衰病人，应用泻下通瘀、滋阴利水的方药治疗,使病死率下降为4%，明显优于对照组的22%。”时隔3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这组科研数据。
1989年，刚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半年的仝小林已经来到中日友好医院工作，而就在这一年的1月2日，《中国中医药报》这份中医药行业的权威大报创刊了。
摊开《中国中医药报》创刊号，头版头条文章《1988年度中医药科研工作取得可喜成果 31项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里提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2月30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1988年度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结果：31项荣获奖励，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19项，三等奖9项。”
看到这篇新闻报道，仝小林感慨万千：“一等奖的获奖项目之一正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已故国医大师周仲瑛主持的‘中医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我也是项目组的成员之一。”
仝小林介绍，20世纪60年代初期，江苏省苏南地区小范围出现流行性出血热感染情况。至70年代初，流行性出血热疫区范围不断扩大，大有席卷全省之势。1982年在江苏省卫生厅的指示下，江苏省中医院以政治任务的形式,安排医院年富力强、学验俱丰的周仲瑛加入到治疗组中来，从此中医抗击流行性出血热的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项目团队成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吴勉华回忆，当时，周老师临危受命，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深入疫区，白天应诊，夜间讨论病历，分析病情资料，在经过全面观察、深入思考之后，周仲瑛教授提出流行性出血热当属中医学“瘟疫”范畴。
“针对本病的病机及病势传变特点,周老师一开始借鉴前人经验,按照‘卫气营血’来辨证，针对疾病各期拟定了治疗方药，但死板地分期辨证，最终的临床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一次次碰壁后，老师想到对于这种传变迅速的疫病，如果死搬‘卫气营血’分期而治的方法，可能滞后半拍，延误病情。于是修改了诊治方法，提出在流行性出血热的治疗上应以‘清瘟解毒’为大原则，临证中区分出血热各个病期的特点，提出‘到气就可气营两清’等原则，并针对各个病期提出相应的治法方药,分别采用清气凉营、开闭固脱、泻下通瘀、凉血化瘀、滋阴生津和补肾固摄等治法。这一创新性的指导思想，使临证用药变得非常灵活,最终使上千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获得了新生。”吴勉华说。
仝小林回忆，博士招生时，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卫气营血学说在流行性出血热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与理论研究”。1986～1988年，自己深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等地区的基层乡镇卫生院，看到了很多流行性出血热发病初期的病人，也向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诊疗观点。
“周老师很耐心地倾听了我的观点，老师的耐心、包容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医药在重大传染病方面的疗效，让我直观地感受到，在面对突发传染病时，中医药第一时间参与治疗的重大价值。”仝小林坦言，这次深入传染病一线救治的经历，为之后迎战SARS和新冠肺炎积累了经验。
吴勉华介绍，后来，这项研究成果还被送到莫斯科代表我国传染病防治的成就进行国际交流。在此基础上，对病毒性高热进行扩大研究,被列入国家“七五”攻关课题。
“距离我和老师深入苏北疫区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周老师也在2023年离开了我们，但是《中国中医药报》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史料，记录了老师人生中科研项目获奖的精彩一瞬，这是一种时间的定格，也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可以说，这份报纸是中医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见证者，在历史长河中，它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仝小林说，我们期待未来这份报纸能继续做好中医药新闻宣传工作，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